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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瑞视点

——追赶太阳,得寸进寸!

 
 
 

日志

 
 

郑杰演讲录  

2006-11-20 08:36:1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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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郑杰文集

 

      各位校长、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讨论学校和教育问题,讨论将维持一星期,一共是5天,每天有分上午和下午两个专题,这样就是十个专题,我讲完每个专题之后,按照主办方的要求都要安排45分钟左右的互动时间,我期待着能和大家进行深度汇谈。

      教育实在是很复杂的社会现象,如果不是静下心来细细地考量,那么就很难对这些现象做出准确的描述,而假如我们连准确的和真实的描述都无从做出的话,我们怎么能探究都根源呢?又怎么能寻找到合适的方法和途径去解决呢?所以,我恳求大家静下来先听我的陈述,我的陈述中会有真理的成分,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不少谬误,大家边听边思索,然后在互动时间里,请大家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我认为最有价值的问题就是质疑性的问题,我会非常欣赏大家提出质疑,这对我有好处,对大家形成自己的想法更有好处。什么叫深度汇谈?先倾听,再质疑,然后每个人都能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就算是深度的谈话了。

      我要向大家申明的是,我今天到这里来并不是来传播真理的,我不想扮演传播真理的救世主的角色,事实上我也没有资格和能力演好这个角色。我只是想和大家一起共创一些新知识,这些知识也许只属于我们自己,是草根形态的东西,甚至是不入流的,不被主流知识界认同的,可是,这些我们一起共创的新知识因为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实践和体验,他们能很好地解释了我们自己的处境,能在一定的时候替我们拨开迷雾,让我们至少知道自己在哪里?又要到哪里去?以及如何才能更快和更好地到达目的地。

      而且,我还想和大家一起探讨,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我们所管理的学校和所从事的教育活动中,到底有哪一些问题是“无解的”,我们常常会陷入两难的困境之中,使我们的智慧和灵魂受着煎熬,我们都很想从中解脱出来,可是,遗憾的是,有一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这就是真实世界,这就是真实的学校管理和教育。

      在权威者语气中,是不承认有两难问题的,他们会在您提出了一个连他也无法解答的问题时,谆谆教诲大家说:要用辩证法来看待事务,要学会将矛盾的两个方面辩证地统一起来。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权威者在敷衍大家时的口头禅,有时候所谓的辩证法只会让人们的思想变得机械和简单。所以,我不想这么来敷衍,我知道这样的敷衍对我本人也是有害的,对一个思想者来说,他最大的敌人就是形成了一种敷衍的习惯,一种瞒和骗的不良习惯,我希望这五天里,求真和深究成为我们这个会场的神圣基调。

      求真和深究的思路也许就是沿着如下的步骤来展开的:1、陈述我们的问题;2、试图从教育的和技术的视角来解决问题;3、如果教育的和技术的视角不足以解决,我们再换成经济的和制度的视角;4、如果还是不能解决,那再尝试一下历史的和文化的视角;5、再不能解决的话,我们才寻求哲学的和宗教的帮助。循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可能就会越来越有智慧,也越来越明白自身和这个世界的关系,从而也就真正靠近了真理,使自己获得拯救。

      我想在正式开讲前说这些话的用意是要给整个会场“怯魅”,在这里没有人是权威,又每个人都是权威;在这里,虽然只有我一个人拿着话筒,拥有了话语权,但是,我仅仅是个言说者,我是有声的言说者,您可以在心里同样言说,然后等我到“闭嘴”的时候,您有权和我一样说出您心里的声音;更何况我郑杰一向是个争议人物,被称为是“另类校长”,而且现在连校长也不是了,只剩下“另类”两个字了,一个彻底的没有任何光环也不需要光环的人,一个人而已。什么叫做“怯魅”,去除所有光环就叫做“怯魅”了。

      好了,开场白说到这里,就此打住了。下面进入正题,这五天讲课总要有个主题的,虽然我是个文人,喜欢信口开河,讲课、写作和做人一样都是自由散漫的那一路,可是设定一个主题还是需要的。我的主题有点吓唬人,叫做“没有办不好的学校”。

      我承认,取这个题目有点哗众取宠的味道,就如“没有教不好的学生”一样。我想“没有办不好的学校”和“没有教不好的学生”都是“豪言壮语”,他们很好地表现出校长和教育者的豪迈和激情,尤其是当我们终于能把握住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以后,我们会更自信和响亮地说出“没有办不好的学校”!
事实上,我们之所以接受任命走上校长岗位,本来就抱着一种信念,那就是:我能把学校办好的!之后,我们发现学校确实不那么好办的,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着这么大的差异性,在遇到了太多的困难和挫败后,多少次想打退堂鼓,那时支撑我们还留守在这“可怜”和“尴尬”的岗位上的也是这一信条:没有办不好的学校!

      说到这里,有校长朋友会问,你郑杰不就是从校长位置上退却了吗?那你的信条呢?您要是这样当众问我的话,我会无地自容的,的确如此,一个坚信学校一定能办好的人,怎么那么坚决地选择离开学校?而一个选择离开的人,怎么给我们宣讲没有办不好的学校?如果您是当众问我的话,我真的是无言以对的,因为在我们中国,面对公众的讲台上最好是个圣人,一个取得道德优势的人才一资格手持话筒对公众喋喋不休,即使假如暂时未取得道德优势,也要把自己打扮一下先为自己寻找到道德支点才开讲的。所以,我离开学校这一行为本身,使我失去了我的道德优势,一个在中国的教育讲坛上颐指气使的支撑物。而可惜的是,我又顽固不化地坚持不为自己找到道德说辞,我不愿意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一些所谓的道德准则在吞噬着教育者的真的灵魂,也同时可能葬送了他可爱而美妙的人性,使几乎每个讲坛都笼罩着伪善和机巧,还有那些圆滑(被美誉为“成熟”)的那一类脏东西。

      我建议您可以私底下问我,郑杰兄,您不是说学校都能办好的吗,怎么您不干校长了呢?如果您私下问,我倒是很乐意回答您,我说,因为我不愿意做无谓的牺牲,我很自私,虽然我无意让您也和我一样自私,但是我还是愿意说出我的真话:我要给出“没有办不好的学校”的前提,具备了这些前提,那么加上你是一个足够能干也足够敬业的校长,学校就一定可以被办好;如果不具备一些基本前提,光靠您这个伟大的校长,那么就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学校被办好了,二是学校没有被办好,或者有时候被办好了,而有时候却又办不好了。并且无论办好了还是没有被办好,或者有时候被办好了有时候却办不好,只要办学的条件不具备的话,那么,您这个校长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青春的和生命健康的代价,人格的和精神的代价,这时,您就得自己去权衡,要不要和值不值得去付出这些代价,您认为值得的话,您可能被认为是崇高的,也可能证明您是愚蠢的。

      当我终于明白,在不具备办学条件时还在付出代价时,我的行为也许可以有利于学校,可是却不利于更大范围内教育的发展进程,也就是说,当有那么多优秀的校长在不具备最基本的办学条件时还在继续做出自我牺牲时,这无助于更大范围内教育的改进,就如同专制时代里的“清官”,他们以他们的崇高在延续着专制制度的寿限,他们一方面造福于小小的一方土地上的百姓,却无意中加固了不合理的制度,正是这种制度压迫了更多无辜的人民。因此,我认为我继续留在学校是愚蠢的和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于是,我必然地选择“呐喊”,虽然这也要付出代价,可幸运的是,付出的不是人格上的和精神上的代价。

      休息一下以后,我将讲述一下办学的最基本条件,以及应该由谁来提供这些条件。

 

无解之一:行走在天堂与地狱之间

 

      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撞击”栏目邀请我讨论“行走学校”的问题,上镜前编辑问我的立场是什么,我说我站在反对者一边。可是,教育的问题是复杂的,不是简单的赞同或者反对就可以敷衍过去的。所以,在节目即将播出前,有必要澄清我的思维过程,在我看来,那比给出一个结论更为重要。

      江苏淮安的教育工作者徐向阳创办了一所特殊的“行走学校”。该校以六辆卡车为校舍,万里征途为课堂;学生每天步行几十里,风雨兼程,参观革命老区,体验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辛。有的家长不惜花高昂的学费把孩子送到该校学习,并签订“生死合同”。许多曾经是学校和家长管不了、批评教育不起作用的学生,经过六个月的长途跋涉和艰苦环境的磨练后,与以前判若两人。 
行走学校实行封闭式的军事化管理和以军事体能训练,还包括洗脸刷牙、铺床叠被、内务整理等等,都是训练内容,正常的营地训练一般是8个月到1年时间,营员内务严格按照部队的内务条例执行。

      营队里基本按照年龄分班,每个班5至8人,由一个管带负责,管带负责“盯、管、抓、查”。盯,是把所有孩子盯在视线范围内。管,是管每个孩子的情绪、习惯,细枝末节。抓,是抓训练效果,抓孩子身上的主要“毛病”。查,是查训练计划的落实。在管理上,管带查孩子,校长查管带。训练营的管带一般是退伍的军人,还有体育学院毕业的学生。

      学校收费标准是:一年训练的费用需要学费12000元,建设费3000元,公物押金1000元,医疗备用金1000元。此外,暑期班的费用是,学费6000元,医疗备用金1000元。暑期班的训练时间大约50天。

      学校对犯错误的学生实行严格的惩戒措施,最常用的惩戒方式是体罚,体罚的主要工具是戒尺。

      这是一所“大篷车”上的学校,大卡车是学生们的宿营地,卡车内用木板隔为上下两层,铺着简陋的军绿色被褥,还有一些书和行李。衣服就晾在车里。车内空间很狭窄,学校的管带说,一辆车内要睡20个学生。

      好了,现在我们对这所特殊的学校有了一些了解,如果这还能被称为是学校的话,它确实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校,也就因为其特殊,围绕着这所学校的讨论才更能引发持续的兴趣。下面,我们来思考一下,这所学校是怎么应运而生的?或者说,它是怎么才“风靡”了起来,而且风头正旺的?

      这首先要归功于创办人徐向阳。在老徐看来,他是在干一件天大的好事、善事:
      1、他在拯救那些差生,他在用特殊的但是又确实管用的方式来改造这些迷途的孩子,从改造他们的行为直到改造他们的心灵,显然,那些常规的教育方式对这些“顽劣学生”已经没有效果了。

       2、因为拯救了这些孩子,孩子们的家庭也得到了拯救,那些家长们才是最值得同情的人,他们对孩子付出了那么多的爱,可是结果呢,结果就是他们的孩子危害家庭和社会,所以家长必然感激老徐,愿意花高额的学费送孩子去接受管教。有个家长在网上发布了如下一段话:“对于一个即将学坏的孩子,作为家长该怎么办?他现在好话,赖话都听不进去,哄着也不行,是批评也不行,学校老师也拿他没办法.作为父母,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有没有什么机构专门教育这样的孩子?有没有人能帮帮忙啊?他好象是跟一些社会上的坏孩子在一起,所以变的让人无法接受,该怎么办?父母苦水泪水都往自己肚子里咽了,所有的退让都做了,忍耐的程度已经到极限了,在这样下去,不敢想象后果,现在的家,一片死一般的寂静与冷陌.现在他才15岁,以后的路还长,可他作业不做,提问不回答,考试交空卷....希望有心人能帮帮我们,真的谢谢了。”看来,这个家长要是联系上老徐,他一定感觉自己就快得救了。

      3、因为这些孩子改邪归正了,社会也就少了一些“渣滓”,这些学生多半徘徊在违法犯罪的边缘,也就是说,老徐的学校在净化社会空气。

      4、学校和教师完全有理由感激老徐,因为学校和教师教不了这些孩子了,他们简直就是害群之马,在这些特殊的孩子身上花费精力不仅是费时费力的,而且往往又是无效的。学校和教师希望老徐多开设一些这样的训练营,作为正规教育的补充甚至是沿伸。

      5、老徐同时还造福于国家,老徐的民办教育不拿国家一分钱,还丰富了中国教育的种类,其创新举动还激发了不少教育机构类似的灵感;老徐的教育模式引发了争论,新闻界得感激他,网络也感激他;他还解决了一部分军人的就业,使他们能将一技之长用于崇高的教育活动。

      对老徐办学的的质疑主要有如下几条:
      1、“生活即教育”是他们所声称的教育理念,可是要是杜威先生要知道他们竟然以残酷的军营生活来替代真正的和真实的生活,一定气得七窍出血了。在杜威看来,儿童是教育的中心,可这里呢?

      2、体罚成为主要的教育手段。一个孩子在家信中写道:“今天我挨戒尺了。原因很简单,因为集合时,我忘记把洗的衣服收起来了。结果,唉!10戒尺,把手都打肿了。有‘经验’的人向我透露,一般10戒尺,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才可以完全恢复好。”另一个年龄偏小的孩子也同样受到戒尺惩罚,他在家信中说:“这个世界是多么狠毒啊!”惩戒是必须的,但是体罚是不足取的,也是违法的,这不仅是教育的常识,而且是人权的常识了。如此反人道的“教育”居然能被称为是教育?

      3、我们承认,这种强制性的“以暴制暴”的方式可以迅速纠正人的不良行为,取得很好的即时效果,但是长久的效果有多少呢?当这些孩子从新回到原来的环境中,会不会变得更“强大”和更“野蛮”。至少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教育的长久效果。

      4、他们说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教育试验,什么试验?他们说:现在的家庭中独生子女偏多,家长溺爱,老师也不敢体罚学生,导致孩子犯错后不知道受惩罚的滋味。他们又说,一般,孩子在犯错后,有种‘期待惩戒’的心理。他的心里会忐忑不安,行为上动作变形,他会想:“我是不是要为我的行为承担责任?”他更希望及时解决。这时,给出及时惩戒,孩子就会释然,同时也明白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今天不接受犯错的惩戒,明天可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他们还说:加强军事训练的目的是增强孩子们的体质、体能,美化体态。同时,训练他们的“服从意识、规则意识和思考力”,慢慢从行为上影响思想,再让行为和思想相互影响。心静了,学习的条件就具备了。他们接着说:这是训练一个人对事物的基本态度和习惯。严谨、精细、一丝不苟,对孩子的思维有帮助。我们把这些话记下来去讨教一下教育理论专家,一定会被讥讽一番,这是哪门子的“歪理邪说”呀。

      分析到这里,我们知道,关于“行走学校”,至少有两个立场,一是老徐、家长、社会、甚至是政府部门的立场;二是法律的、人权的和人道主义者的、教育专业人士的立场。前者代表着“务实”的态度,后者代表着教育的理想和追求。在老徐们看来,基于理想追求的教育是失败的,瞧,那些差生不就是你们正规教育的产物?那些差生由你们生产出来以后,你们却无法矫治,可见教育的失败到如此地步!保守地估计,中国正规学校中的差生至少有5000万,看你们温情脉脉的教育!

      于是一个悖论已经跃入我们的视野,教育按理说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可事实上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反而教育还总是制造出差生这样严重的问题,因而需要“反教育”来补充和延伸一下。

      一方面,基于理念和理论的崇高的和充满爱意的教育在现实中总是无法做到完美,我们都知道,完美的教育一定是:
1、学校和教师提供的教育是完美的;
2、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是完美的;
3、社会风尚对每个孩子的影响是完美的。
      可是,这做不到,不仅中国做不到,而且西方发达国家也做不到;不仅几天我们做不到,估计100年以后也是做不到的。因此,一定要由特殊的教育机构对教育的失败者提供特殊的教育方案,这些机构是有的,比如工读学校和少年管教所(少年监狱),可是,那些还没有资格进工读学校和少年管教所的学生,他们应该到哪里去呢?

      另一方面,基于务实考虑的教育也是不完美的,他们同样无法完美,那些需要特殊教育的孩子缺乏一种强大的外部力量来使他们恢复良知和理性,如果他们不受到足够的刺激,他们怎么觉醒呢?而那些可能使他们觉醒的力量中,爱的力量没有用了,暴力就成为唯一可选择的了。但是,以暴力对待儿童?

      所以,我对这个悖论进行的再梳理就是:一种从儿童的尊严、自由、身心健康和人类伟大的人道精神出发教育却可能是不利于儿童,而伤害儿童身心健康的教育却可能拯救儿童的未来也拯救了儿童家庭的未来。这时,我们不得不进行艰难的价值选择:是要崇高的价值理念还是要即时效果?
我相信,这个悖论将一直存在下去,直到我们终于偏执地将人权和人道主义思想至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或者我们反过来偏执地只求教育的有用和管用。

      下面,我引述一个美国1873年的关于学生体罚的案例:北卡罗来纳州诉潘德格拉丝案:
      被告是一名小学女老师,她用鞭子抽打一名年幼的学生。大法官加斯顿在法庭陈词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教师和家长一样,他的最神圣的职责就是培养孩子成为有用的、品行优良的社会成员。为了能够行使这些有益的支配权,他被赋予了在他认为恰当的和必要的时候实施适度惩戒的权力。如果教师给与学生的惩戒没有造成永久的伤害,法庭理应为他们实行草率的严厉行为留有余地,并给与法律上的豁免。

      1873年已经成为了历史了,在美国,还包括在世界的绝大多数地区,教师抽打学生是一种罪行。

      在中国,若干年以后“行走学校”也将是一种罪行。如果我们不能坚信这一条,中国是不会有未来的。

休息完毕,接着我们思考,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绝对真理存在的,什么是绝对真理?绝对真理就是那些唯一的、无条件的和永恒不变的真理。世界上所有的真理都有其相对性,也就是说,真理并不唯一,真理是有条件的,真理并不是永远不变的。正因为我们坚信真理非绝对的,所以我们才有大家坐在一起讨论问题的可能性,这正所谓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那什么叫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人人平等就是每个人都有发布自己思想和言论的权力,不因为他是个小人物就不能去追求真理了,也不因为他是个大人物就可以不受到他人的挑战了。我记得4年前,我在“上海教育”杂志上发表“给教师的100条新建议”时,我当校长才两年多,我几乎很少收到对我的那些建议的文本上的意见,听到的质疑主要就是他才多大年龄,做教师才多久,就这么狂妄,居然模仿大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提建议?
      我是学语文教语文的,在阅读一篇课文或者讲解一篇课文时,我们习惯于尽快地和准确地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还有固定的格式就是:本文通过----反映了----揭露(或赞美或批判)……当我们得出结论以后,学生和教师的人物就完成了,只要等到考试时把正确的理解添上空格就行了。因此,我们养成了一个很不好的对待文本的态度,那就是我们更关心文本的意义和价值,重视文本所造成的影响,却严重忽略文本本身给人带来的理性和情感上的撞击。这样的阅读态度下,人们怎么会对我的文字提出质疑?因为他可能连耐心阅读的态度都没有,在很多人看来谁写的比写什么更重要。
      接着我们一起来质疑一下吧,“没有办不好的学校”这句话,就是一条相对真理,这句话是有条件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质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句话是不成立的?
      我想可能在如下情况下,这句话根本就不成立:
      第一种情况,校长不胜任工作。从语文角度讲,“没有办不好的学校”是一个双重否定句,转换成肯定句的时候,语气会被减弱一些,这句话就变成“凡学校都能办好”。在这里,办学的主语是谁?答案很明显,是个常识问题啊,是校长在办学,我国中小学实行校长负责制,学校办得好和不好关键看校长的本事了,同一所学校,交到你手里办好了,交到别人手里搞砸了,这就是校长在办学过程中显现出的能力上的区别了。
      大体上讲,随着时代进步和教育的变迁,对校长的能力要求也在变化。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外行领导内行到内行领导内行,再到外行领导内行。
      第一阶段是外行领导内行的阶段。49年建国到78年改革开放,这个阶段的校长在学校办学过程中的作用并不十分大,可能还没有党的书记大,在一段时间里甚至还没有“工宣队长”大。那时,校长是政治代言人和政府代理人。首先是政治代言人,在校内,校长所使用的话语基本上是政治性的语言,而且是紧跟形势的政治话语,校长要用政治眼光来看待教育问题,用政治方式来解决教育问题,毕竟在那时,所有的教育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其次是政府的代理人,作为校长,他的日常工作主要就是开会和被开会,先是参加上级部门召开的会议,认真做好笔记,回到学校以后把会议精神作层层传达,要求学校干部群众贯彻执行,接着就是出席会议迎接上级检察或者向上级汇报工作。那时是不需要什么校长的,我估计做好传声筒就行了,只要“党性”强,有原则和革命立场,即使文化程度不高也没有什么关系。78年以前,学校校长并无多少办学自主权。
      第二阶段是内行领导内行的阶段。从改革开放起,我国教育也迎来了一个春天,教育开始姓“教”,而不是姓“政治”,更不是姓“钱”,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90年代初期,校长被要求是教育的内行,要成为学校教育教学领域的专家型校长,要成为学校教学改革的领头羊和学术带头人。当时在各个学科领域里都忽然冒出一批顶尖人物,也出了一批真正搞教育的好校长。那时要当好一个校长,不懂行的话可能会影响学校办学质量的提升,那些出类拔萃的校长往往是特级教师出身,有足够的能力直接领导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
      第三阶段又回归到了外行领导内行的阶段。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市场经济逐渐成为主导,也影响到了教育行业,家长选择优质教育的需求日渐强烈,学校不得不面临市场压力,校长开始认识到,迫于竞争,学校要寻求自己的发展道路,光听命于政府部门,或关起门来搞教育改革,却不顾及家长和学生的需求,那么,学校很有可能会坐以待毙。于是,校长被迫必须具备另外的一个能力,就是“经营”学校的能力,所谓的经营学校,就是要属于调动内部的力量和外部的资源,努力使学校增值。衡量校长工作业绩的一条标准是:你给学校增值了吗?如果增值了,你增值了多少?这时,那些教育领域里的专家型的校长也许在业绩方面会乏善可陈,无所作为。而那些勇于开拓市场,善于为学校提供充足资源的经营型校长取得了事业的成功。
      我刚才比较仔细地罗列了校长身份的变迁过程,是要告诉大家,时代在变化,对校长的能力要求也是会变化的,一些地区的外部环境要求校长扮演好政府代理人的角色,比如西部和东北地区;一些地区可能要求校长成为内行,成为专家型校长;而一些市场经济程度高、经济条件好的地区,则对校长经营能力的要求很高,比如沿海发达地区,尤其是广东、浙江等地,一些校长几乎就是企业家。
      但是,无论扮演什么样的校长角色,都要求校长具备那个角色所需要的足够的能力,缺乏这些能力,给你一所好学校,也会给你弄跨掉。
      第二种情况,政府不放权。现在假定,有个校长很能干,也很愿意把学校办好,可是他也可能干的很苦很无奈,为什么呢?因为他感觉自己被各种力量牵制住了,像个木偶,无论干什么都要听命于上级,要看上级的脸色,一次次地错失良好的发展机遇,到头来却落得个“多做多错”,倒还不如不做了。不少校长都有这样的体会,校长似乎只有和上级签责任书的份,却根本没有什么权,甚至连学校花100块钱都要上级批准,每年还有没完没了的检查、考核、评比、评优、督导,成天地忙于事务,连应付检查都来不及,哪有什么时间考虑学校自身的发展?
      要办好一所学校,校长没有权,那简直在空谈了。校长没有权的话,那么权都在哪里呢?都在上级部门,权力在谁的手里,那么就请谁负责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我们有些地方的教育主管部门就是不给校长作为单位的法人应有的权力,却还口口声声要求校长承担责任,这真是一件很滑稽的事了。但是,在教育主管部门面前,校长是弱势,“斗不过”啊,就这么忍气吞声下去,也是无奈啊。
      因为缺乏足够的办学自主权,校长们便有一种呼声,就是要求放权。可是,又一时不知道具体要什么权,心里憋闷得难受,真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在我看来,校长能有效地办学和管理,至少需要以下一些权力:1、实施发展规划,拟定年度工作计划、财务预算和学校规章制度;2、聘任和解聘学校教职员工,并按规章制度对他们实施奖惩;3、组织教育教学、科研活动,保证教育教学质量;4、全面负责学校日常工作,设立各类管理机构并授权开展各类管理工作。关于这些权力得之哪里,如何有效行使,以及学校如何监督这些权力的行使,这些话题我们在以后几天的讨论中将要涉及到。
      好了,现在假定上级部门依法授权给校长了,学校能按“教育法”的要求依法和依章程自主办学了,而你恰好又是一个有足够能力的校长,是不是就能办好学校了呢?也未必,学校没有充足的物质条件的准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再能干,再有权也是没有用的。
      下面讲办不好学校的第三种情况,缺乏物质方面的准备。我常常受邀到西部地区给校长们讲课,或者学校接待一些贫困地区来访的校长,等我滔滔不绝讲完以后,校长们做出的第一反应不是和你探讨管理和教育问题,而是感叹,上海的学校有那么好的办学条件,有钱,有设备,校舍也很“壮观”,然后得出个结论,上海的经验不可学,条件太好了,等我们也有那么好的条件,说不定干得比你还好呢?我想,这样的感叹是有道理的,谁都知道,教育就是花钱的事,国家不给钱,或者只给出维持局面都捉襟见肘的钱,叫校长怎么办好学校呢?有时候靠人的精神是能干出点事业,可是长久下去也不行。
      还有的校长说,你们上海老师的素质比我们那里高多了,所以你们学校能办好,关键靠教师。其实教师的问题最后也可以归结为钱的问题,有钱就可以引进一流人才当老师,有钱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行之有效的培训,使二流的教师进步为一流的,有钱能使学校更多一些教师,改变师生比来提高质量,总之,要办学校,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可是,在一些地方,财政不宽裕,政府无力支撑公办教育,那些学校过着有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日子,你叫校长们如何办好学校?对这样的学校,除了叹息,你就派100个专家开进去指导也没有用。
      第四种情况是区域范围内没有学生了,所以校长再能干,权力再大,钱再多,也是无能为力了。我们地区就有这样的学校,因为市政动迁,招生服务半径内学生日见其少,都搬走了,而且又碰上城市老龄化,教师比学生还多,这所学校即使有百年历史,校长也很能干,钱也是不少的,可是学校终究是垮下去了,回天乏术啊。当然,我说的这种情况仅仅是个特例,全国范围内看,优质教育资源还是匮乏的,但是不排出有些区域在局部范围内开始教育资源过剩,这也怨不得如何人的,只能自认倒霉了。
      还有的学校,校长能力不强,也没有自主权,又缺钱,又招不到学生,那对不起,就等着关门大吉吧,这样的学校就是派神仙来也救不起来的。

     现在,我们对上午的课略作总结,我先是讲了我将要花一周时间来阐述的问题,叫做“没有办不好的学校”,然后设置了4个前提,就是假设我们能干,而且办学自主权获得保障,经费和生源充足,那么,没有学校是办不好的。我希望和大家一起用理性来讨论,我们到底怎么发挥自己的才干,怎么行使自己的职权,怎么用好学校资源,最终落实到怎么把学校真正办好。

      今天上午我先讲到这里,下面休息15分钟以后进入互动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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